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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是听着一句“上大学以后就好了”长大的。成为大学生后才发现，难题没有减少，压力可能增多；探索生活、塑造人格的过程中，会兴奋，也会失望和迷茫。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比想象中糟糕。

　　中国科学院去年 9 月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近 8 万名大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大约是 21.48%（轻度抑郁风险 16.54%，重度抑郁风险 4.94%），焦虑风险检出率约 45.28%。《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报告了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15%—20%，18—24 岁的抑郁症患者占比为 35%，而后一年龄段正是多数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

　　抑郁的大学生从哪里寻求帮助？除了诉诸亲友、家长和老师以外，还有大学里的心理健康中心向他们开放。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收集了高校学生填写的 7595 份有效调查问卷：有 16.27% 的人有做心理咨询的需求但并没有去过，没去过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学校咨询室情况，不敢贸然前往”（占比 44.86%）。

　　学校的重视程度和资源力度，直接影响着心理健康中心在校园里的存在感。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直到毕业可能也不知道学校心理咨询室的位置。

　　即便对于想要寻求帮助的人来说，校园心理咨询常常也不是优先选项，怀疑和排斥的心态并不少见。

　　知乎里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点赞最多的几条回答表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脱口秀、喜剧演员李雪琴的故事经常被拿出来举例。她曾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不要告诉学院，但仍然事与愿违。“那老师问我，你大几呢，我说我大四。她问能不能正常毕业呢，我说能。她就问，那你还抑郁什么呢？我躺在床上，就老想起这句话，这可太有意思了。”

　　王易（化名）毕业于上海某所高校，硕士期间因抑郁休学过一年，但她并没有考虑过在校内做心理咨询，“对学校的刻板印象就是：不是一个能够安全地进行自我表达的地方。”

　　我们从知乎中与大学心理咨询相关的 10 个提问的 342 条回答里发现，是否能够做到保密、是否专业，是最多人关注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曾报道，某“双一流”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苏霞（化名）送走一位因自我认知迷惘而产生自杀念头的女生后，辅导员、学院副书记交代“通知家长，最好能劝学生休学或退学，至少要把免责书签了。”虽然在苏霞看来，并没有到休学退学的地步，但从行政视角来看，出现学生自杀事件就是会追责的失职行为。

　　“果壳病人”也曾采访过三位高校心理咨询师，“聊的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频繁出现的词却是‘责任’”“责任悬在空中，谁都不愿触碰。而夹在学校与学生中间的心理咨询师的个人选择，有时会左右学生的命运。”

　　更本质的原因，是大部分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隶属于学工部。心理咨询老师因此承担着多重职能，既要“为来访者的利益和福祉服务”，又要“为了学生好”。

　　因此，校园心理咨询虽然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书，但同时有很多保密例外。这也影响了真正需要救治的学生的咨询意愿。

　　但客观来看，对于校园心理咨询师的能力水平、态度方法的评价，并不都是简单的批评之声。

　　仍然有人有机会通过校园心理咨询改善现状。小明（化名）本科就读于上海一所高校期间，就开始了心理咨询的历程。在他看来，咨询师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直接提出解决方法，而是有逻辑地帮助咨询者去进行回溯和分析，更好地认识现状和认识自己。经历过多次较为专业的咨询，尽管小明仍然会有陷入抑郁的时候，但自认为已经习得了主动去拆解分析问题、改变现状的方法，即便困难重重。

　　小明发现有些人会依赖上向咨询师倾诉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但他自己也并不是一直“幸运”，在另外一所高校就读硕士以后，明显感受到了两校心理咨询水平差异悬殊。

　　高校的咨询师队伍里，有不少是由辅导员、思政老师兼任，其他专业出身、后考证成为咨询师的也占据相当比例。此外，许多从业者除了应对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外，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如处理行政事务、开展科研任务、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等。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教师周树芝在公众号“HiHeart”的访谈中提到：与社会上心理咨询机构相比，“劣势是咨询工作只占工作内容的一小部分，在心理咨询专业成长上会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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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 2023 年的硕士论文调研了广西 256 名高校心理咨询从业者，发现从业背景为心理学、专职从业以及从业时间超过 5 年的人群，占比都还不到一半。

　　专业化程度的不足也来自于人力的欠缺。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要求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配备按师生比不低于 1:4000，每校至少配备 2 名，但联合国要求学校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的比例在 1:500。而文件的要求和现实的需求之间，难免有距离。

　　学校心理咨询资源欠缺体现在学生的感受上，就是预约难度有时有如医院挂号，等待是常事。

　　一份 2022 年发表于《教育科学文摘》的研究对中国大陆 122 所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专职人员进行了问卷调研，有 40.16% 的高校心理中心在学生预约以后，要 1 周以上才安排上咨询；3 个工作日内安排上咨询的只占 31.15%。

　　知乎网友“活舒服就行”在网上写道：“我去过我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每次抑郁发作的时候去要么就是周末不上班，或者平时去了人不在，或者好不容易遇到老师了，还要预约才能咨询。发作的时候精神状态都乱掉了，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准时到心理咨询室了，预约时间还要推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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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乎用户“红糖二两”在四川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登记时留意到“本子上有厚厚的存根”，“感觉同学们对心理咨询应该都不会太抵触”。

　　实际上，在疫情初期时，大学生由于长时间居家上网课，其心理健康问题就曾吸引过大量关注。也有研究证明，在疫情开始前，大学生的心态就已经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2022 年一份发表于《情感障碍杂志》（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的研究通过宁波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收集的 2005 年至 2019 年大学新生年度心理健康数据发现，精神健康患病率从 13.87% 升至 19.07%。

　　危机之下，一些大学生们尝试将学校里的心理咨询服务作为自救途径。然而，不同人在大学里成长和自我探索期间，面对的问题有共性，也有极大的差异性。一些人的迷茫和困惑是阶段性的，一些人则已出现了深层次的心理危机，抛给学校心理咨询师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网站提供了一个具象的范本，该网站保留了 2007 年至今同学们在网站上发起的咨询提问。2007 年、2012 年、2017 年的提问数量分别为 241、99、83 条，总体下降，而 2020-2022 年间的提问数量再次回升，分别为 112、147、185 条。

　　提问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问题方向。从结果来看，大学生们的焦虑来源寻常，但重要，主要来自于学业、情感、精神、交友、发展。中国科学院《2022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同样显示，本科和专科大学生最大的压力源都是“学业负担重”。

　　而无论是情感、交友还是适应，都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小明去做咨询的一个原因，也是想摆脱自己在人际互动中对自我真实想法和声音的压抑。

　　有研究在征得江西省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的同意后，对该校近 4 年 633 例心理咨询记录进行整理。值得关注的是，从 2015-2016 到 2018-2019 学年这三四年间，通过学校心理咨询被诊断为严重心理问题的虽然始终是少数，但占比提高了，一般心理问题的占比则有所降低。

　　一份发表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的研究对济南六所大学 147 名学生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许多学生认为大学管理部门在传播心理健康信息和相关服务方面的现有努力是不足的。“在日常校园生活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学习心理健康知识。这给我们一种心理健康与我们无关的印象开云kaiyun。”“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楚何时、何地、如何以及谁可以真正帮助我们。”

　　一般认为，1985 年上海交通大学益友服务中心的成立是高校心理咨询实践探索的开始。如何平衡好有限的资源和扩张的需求、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和对隐私的保护等等，都让起步晚、发展慢的高校心理咨询面对着不小的挑战。

　　HiHeart，心理学职业大探索：高校心理健康中心老师是怎样的存在？│HH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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