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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本文基于对数字新闻生态的技术文化特征的分析，倡导以开放性和介入性为核心概念的数字新闻专业性建设路径。

　　现代新闻业的诞生和发展，紧密地依托着记者这一职业角色与社会劳动分工。记者的身份认同首要源于其共享的一系列专业理念。在西方，新闻业形成了以客观性为中心的一整套观念系统和操作规范，其要求记者努力超然于社会进程，扮演冷峻、中立的记录者角色。在中国，记者则被期望秉承马克思主义有关新闻阶级属性的观点，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肩负起上情下达、社会教化的责任。新闻业因新闻专业理念的存在而成为具有充分正当性和权威性的机构体系，在各自的土壤中培育并维系新闻生态，并以公众对新闻的广泛信任为依据参与社会进程。

　　数字时代的到来显著地动摇了现代新闻业在近二百年时间里所享有的独特社会地位。其一，由于数字媒体技术尤其是智能化的内容创衍平台和开源数据，新闻制作的门槛显著地降低，并且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放大了普通用户在新闻生态中的主动性，传统新闻职业的边界日渐模糊，“记者是谁”的问题不再不言自明，“新闻机构”的类型体系和价值光谱也变得远为复杂。[1]其二，以普通网络用户、自动化技术、“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新闻行动者对传统新闻专业理念几乎没有认同，在其看来新闻首要是服膺自身情感需求、助益社会交往、创造利润的信息开云kaiyun产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闻品质下滑、新闻生态泛化、新闻业逐渐丧失公信力的问题。在数字时代，新闻是否仍具有可辨识且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专业性？若传统新闻专业理念已经在数字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丧失文化根基，我们是否有可能探索出一条与数字新闻生态相匹配的新的专业化路径？这是本文期望回答的问题。

　　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在数字时代，新闻是否仍是一种专业性实践？这个问题比它字面上看来远为复杂。

　　在现实中，新闻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去职业化”了。传统新闻机构和职业记者群体仍然存在且活跃，但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他们所秉持的专业理念和操作准则已经失去其曾经不言自明的权威性。新的新闻生态主要是由多元行动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构成的，新闻生产因此而从过去的“集中式”转变为“分布式”，这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性不再是一种“主义”，而成为诸多文化观念和行动方案中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行动者形成了与传统新闻从业者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前者的实践体系下，新闻更多指向一种有着特定意图的、普泛的数字生活方式，而非与某种封闭的精英主义观念体系捆绑的社会分工。正因如此，数字新闻生态具有一种平等主义的气质，传统新闻职业精英也要渐渐服膺这种新的文化结构，将自己转变成多元行动者的一分子并尝试对过去的职业文化资本进行数字化转换。

　　但数字新闻实践仍然需要专业性——一套为绝大多数行动者所自觉接受和遵循的理念和法则，这主要缘于新闻作为有别于其他信息现象的公共性的媒介载体。[2]现代新闻业的诞生有着公共性的价值预设，但在现实社会里新闻公共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新闻行动主体自觉的集体价值选择的结果。换言之，新闻在社会和历史中扮演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角色，是一种“应然”状态，却不必然是一种“实然”状况。这也是无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新闻都需要葆有某种形式和成色的专业性的原因。

　　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由于整个新闻实践体系的去中心化，过去那种由稳健的机构体系、职业守则和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所维系的新闻公共性架构不复存在，新闻成为流动性的关系和“千人千面”的叙事，这无疑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一重尖锐的认识论危机。面对全球范围的信息失序和舆论极化，对数字新闻专业理念的探索和构建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3]这项工作需要我们从数字新闻生态的技术文化属性出发，不断在全球新闻实践的特征和表现中凝炼既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又能与公共利益相匹配的基本原则，并以这些原则作为我们展开数字新闻专业理念和行动体系建构工作的起点。

　　基于我们在数字新闻学领域展开的观念探索和经验研究，本文认为开放性（openness）和介入性（engagement）具有成为数字新闻核心专业理念的深厚基础。

　　传统新闻专业理念之所以在数字时代迅速消散，其结构上的主要原因在于数字新闻生态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既是技术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4]

　　从技术的角度看，数字新闻生态得以维系的基础设施是数字媒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化与移动化的结合，生成了一种有着广泛接口和弥散网络的信息传播开云kaiyun结构。参与新闻实践的行动者因此而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各种社会、文化、地理障碍的阻滞，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生产和扩散新闻的自由。在高度开放的新闻生态下，开源数据库、协同内容编辑平台、信息检索与核查工具，甚至可以自动生成专业品质报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成为唾手可得的生产资料，新闻生产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

　　而从文化的角度看，随着支配传统新闻实践的“传—受”二元关系结构的瓦解，数字新闻日益深刻地演化成泛向、交互、网络化的信息关系，这种转变改变了曾长期作为被动接受者的新闻受众的心态。在数字技术的赋权下，他们作为个体和群体的需要尤其是情感需要开始彰显并成为推动新闻生态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在观念上也逐渐接受了自身作为与媒体机构、记者、名人同等重要的新闻行动者的“生态位”。曾经的受众、如今的“用户”因此而获得不断高扬的主动性，开始以更激进的姿态投身于新闻实践。[5]

　　在高度开放的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的生产方式、样态和意义生成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多元行动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贡献，新闻生产成为循环往复、永无终点的演化过程。一旦新闻被突发事件或预先策划的媒介事件触发开云kaiyun，其生产便陷入某种“永动”。在这个过程中，每当新的行动者和生产要素进入，新闻的内容、形式和意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若触发新闻的事件具有某些方面的特殊性（如关涉敏感的社会议题或人群），则新闻在流通中还会不断“反转”，放大或激化社会结构中既有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是“液化”的，它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模式而非凝固的实时报道或信息产品。数字新闻在样态上会因应流通平台和介质的属性而灵活转变，这是因为不同的平台和介质在开放方式与程度上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行动机制——同样一个事件，在微博、脸书开云kaiyun、抖音平台上可能会拥有极不相同的样态。

　　至于新闻的意义，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是传受双方协商的产物，但在数字时代显然已经成为海量用户（人类新闻行动者）社群化解释活动的结果。开放的新闻生态使得新闻的意义以圈层为单位生成，不同政治、文化或趣缘群体依照自身所在圈层与新闻事件的亲疏远近的差异而有可能对新闻的意义做出不尽相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在整个新闻生态的视野下同等重要，因为它们所反映的都是利益攸关群体基于自身经验和需求对社会现实的理解。[6]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新闻经验不复存在，新闻的意义因此而个体化、部落化。

　　既然数字新闻生态的开放性已是一个经验上的事实，那么它所包孕的一系列价值要素和指涉自然具备了成为一种数字新闻专业理念的必要条件。从消极的角度看，开放意味着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少的权力层级。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角色由关键行动者所取代，但他们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能够控制新闻流通路径的机构代言人，而后者则是调配资源、组织新闻行动的协调者。随着开放精神的常态化，新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一种民主化形式。事实上，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和平台将开放生产作为一种新的专业理念加以践行，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非洲之眼”（African Eye）项目、著名开源调查新闻网站Bellingcat、芬兰数字新闻写作生产平台L?nnen Media，以及由新闻公益基金会创立的“新闻创新社区”OpenNews等，都在通过将开放性制度化的努力推动新闻生态的民主化。

　　但与此同时，数字新闻生态的高度开放性也带来了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新闻生态向所有行动者开放，是否意味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类行动者也应当享有与人类用户同等的内容生产权和意义裁决权？若答案是否定的，由谁来划定边界、分配权重？第二，在一个高度开放的数字新闻生态下，民主和民粹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把关机制的终结和多元行动者的崛起，新闻已经因品质下降和价值极化而不断丧失社会信任，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大规模的新闻回避浪潮。[7]这样的开放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符合我们对新闻实践的历史意义的理解？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完善的行动规范建设。

　　与数字新闻生态的开放性相辅相成的，是一种行动主义的新闻实践逻辑的生成。在数字时代，由于技术赋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受众的觉醒”，新闻实践日益从一种“象征活动”转变为一种行动体系——新闻不再仅仅是有关事实的报道、对社会进程的记录，更是海量个体借助开放生产工具与资料、充分利用无远弗届的关系网络对事件或社会进程展开的干预行动。[8]因此，数字新闻被广泛视为一种“介入性新闻”（engaged journalism）实践，这种实践是对传统新闻业客观主义观念遗产的颠覆。在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历史价值体现为新闻行动者通过其新闻实践介入社会进程的效应和道德评价，新闻生态也因此与社会变迁过程更为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在文明的构成和演化中扮演更加显赫的角色。

　　数字新闻生态的技术文化特征决定了数字新闻实践的介入性底色。传统新闻理念要求记者与自己所要记录的事件保持距离，而数字新闻生态下行动者自身的经验和需求则始终与其试图参与的事件紧密交缠在一起。这种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交缠态”，一方面，建基于数字媒体的交互可供性，即整个媒介生态因高度依赖来自用户的行为数据维系生存而系统性地鼓励不同类型的互动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情感要素在数字新闻实践过程中被放大与正当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与传统认知理性相比，情感在唤醒意愿、激发行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直接也更为激进。交互可供性与情感驱动力共同作用，大大缩短了用户从获取新闻经验到付诸新闻行动之间的逻辑线程，直到新闻经验本身与新闻行动紧密交叠。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新闻生态下新的时空关系。以社交媒体平台与移动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新闻实践显著压缩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时间，同时无限放大了新闻生态在空间维度的扩张，因而新闻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处于不断消弭自反性与批判性、不断增强交流与联合的演化趋势中，这就使得新闻日益成为一种旨在建立、维系和深化关系的行动，而非接受、理解和反思的“经验”。行动主义因此成为数字新闻实践的基本逻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实践都表现为介入性的行动，但我们可以认为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一切新闻实践都具有鼓励介入、诱发行动的势能。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行动主义意图主要由转、评、赞功能与标签（Hashtag）机制来唤醒，在这些功能和机制中用户的情感充分可见化，而拥有相似经历或观念的原子个体也能以超地域的方式被迅速聚合。自2010年前后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制度变动、局部战争、激越的文化运动、代表性的立法和政策倡议，都与特定新闻事件触发的标签行动有密切的关系，这表明数字新闻行动者的实践逻辑正在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所遵循的一条基本演化路径。在介入性的数字新闻实践过程中，海量行动者能够通过协同内容生产、跨平台扩散、创造个人和集体叙事、共塑记忆或媒介仪式、向建制献策或抗议等不同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营建起一种变革氛围，而这种氛围往往是制度创新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土壤。

　　从很多方面看，介入性都如客观性一样，成为一种正在成形的新闻专业性的核心理念。介入性法则的逐渐确立与合法化，标识着新闻实践在数字时代的重新政治化。尽管新闻从来都是政治的，但传统专业理念柔化了新闻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强调其作为信息商品和认识论工具的中性属性；而数字新闻则从被触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成为价值观竞争的战场。在数字时代，人们期望通过介入性新闻行动获得的不止是对新闻事实的了解、对个人情感需求的满足、对社会进程的参与，更有投身“何为社会进步”“怎样实现社会进步”等社会变迁终极价值目标的行动指南。介入性作为数字新闻专业性的核心理念，既推动新闻实践更加深刻和有机地嵌入社会变革的宏大议程，也同时让新闻生态成为操纵、分裂和文化战争的热土。新闻成为专业意识形态、个人情感经验、集体文化记忆，以及种种社会潮流和心理趋势的混合体，却也因终于摆脱了机构法则的束缚而获得了新的生命。[9]

　　我们对数字新闻专业性的讨论最终要回应的是“如何令新闻正当地符合公共利益”这一伴随着人类新闻实践全部历史的问题。[10]基于对数字新闻生态及其结构和文化的理解，本文认为，一种既服膺数字技术革命塑造的新媒介环境特征、又具有不断推动新闻实践践行公共性理想潜能的专业性体系，应当以开放性和介入性作为其理念基石和行动准则。唯此，数字新闻实践才能在保持自身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自觉地推动社会进程以公共性为线索发展演化。我们还要意识到，专业性是建设性的理念与法则，它要真正主导新闻实践的施展，还需一种约束性框架——新闻伦理——的支撑。数字新闻的作用即在于约束包孕在开放性生态之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介入性文化中所蕴含的混杂与撕裂。唯有专业性与伦理并重，我们才能构建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验与价值相协调的数字新闻规范理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1]徐笛.界定数字记者：以“新闻专长”为标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1):102-109.

　　[2]杨奇光，王诗涵.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的困境：“新闻荒漠”及其危机重思[J].全球传媒学刊,2022(05):146-158.

　　[3]王晓培.从技术赋权到平台逻辑：社交媒体舆论极化形成与治理[J].中国出版,2023(14):11-17.

　　[4]常江，罗雅琴.数字新闻与开放生产：从实践创新到理念革新[J].传媒观察,2023(10):5-15.

　　[6]黄文森，杨惠涵.生态、圈层、可见性：社交网络舆情空间结构与平台逻辑[J].中国出版,2024(06):21-27.

　　[7]仇筠茜.再造信任：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回避的路径与应对策略[J].新闻与写作,2023(07):16-25.

　　[8]田浩.介入性：一个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文化框架[J].中国编辑,2024(04):43-49.

　　[9]常江，朱思垒,从主动受众到情感公众：介入性新闻的技术缘起与文化阐释[J].新闻界,2023(0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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