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数字技术“织造开云kaiyun”空间的理论探索

 

  拙作《“网”路里的人:移动导航地图建构的劳动空间实践》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4期发表,感谢匿名审稿人敏锐且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意见,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倾力帮助。于我而言,能够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可以说是一种奇妙的生命回响,若干年前就读社会学本科专业的我重回热爱的领域。非常感谢编辑部给我回顾和分享本文写作历程的机会,我将回溯和分享选题缘起、写作历程及后续反思。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关注一个西北重工业城市中,单位制空间及其组织方式的市场化转型过程,聚焦这一过程中房地产广告如何成为勾连和生产资本化空间的重要一环,旨在揭示“媒介—传播—资本—空间”之间的多重逻辑进路。本文的写作缘起与之息息相关。从一个批判社会理论的总体视角出发,如何有效地开辟一条更具解释力的传播/媒介空间研究理论脉络正是我追逐的焦点问题。

  我将上述研究旨趣称为“最好的安排”。社会学、文艺学和传播学的学习经历帮助我树立了以社会学视角发问、以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以技术迭代为时代语境的总体研究思路。在上述知识背景和研究视野之下,我尤为关注如何建构批判传播学脉络中的空间研究。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曾描述了基于大众媒介组织和媒介技术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概念,但一概念似乎缺乏新媒体平台社会的解释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谈论媒介技术迭代语境下的“空间”时,究竟在讨论什么?

  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教学科研工作,随后很长时间处在青椒身份转换的阵痛期,研究方向转了又转。但关于上述研究的兴趣并未消失,我开始思考将学术追求“可操作化”:一是落实“空间”的逻辑起点,二是关注平台时代,新媒介技术如何重构“空间”,当然上述可操作化还应被统合于批判社会理论的基本脉络之下。

  2021年,一次偶然的乘车经历帮助我们找到了线索: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在中途突然再度询问目的地,并感慨“现在开车越来越没自信,那片以前很熟,但有点记不清,还是开一下导航”。这段对话激发了我的思考。进入汽车时代,司机成为城市空间中新的“浪荡子”,如果用列斐伏尔的视角来看,这一群体是最佳的空间实践者,他们的游移和浪荡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以“漫游”为“职业”的群体,在与城市空间的频繁互动中,更易于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并在其空间实践中产生关于“地方”的记忆和情感。从这一层面讲,在巡游司机的城市漫游实践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段义孚所言的地方理论之间形成了有效的连接:我们既可以看到司机具体的空间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地方和地方性经验又在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按照此逻辑,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巡游司机的城市漫游可能促进了其地方感的生成与强化。然而,通过前期调研,我们发现将巡游司机的漫游比喻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仅是一种浪漫化的表达,漫游的本质是劳动。在当前的平台社会中,作为上述群体进入劳动过程的重要中介,网约车平台重新组织了巡游司机的劳动过程。当新技术、新平台参与劳动过程及其空间实践后开云kaiyun,网约车司机与“空间—地方”的关系的变化应该如何阐释呢?由此,我们看到了平台时代空间研究批判取向的一个可能的落脚点——网约车司机经由移动导航地图重构的空间实践。

  确定了基本研究问题后,我们通过随机的乘车访谈、入群(微信)观察,以及实地调研收集经验材料。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随机乘车访谈和入群观察所得材料较为有限的情况下,王婧涵同学找到了非常适合我们进入的“空间”——新能源车充电站附近的司机休息室。在这里所收获的经验材料为本研究的顺利展开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见图1、2)。通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了三个具有理论潜力的问题:第一,开车到底算不算一种更“自由”“弹性”的劳动?第二,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空间实践与时间特别是平台的劳动规训时间如何发生关系?第三,网约车司机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的劳动实践如何参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我们试图通过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来搭建一个解释框架——平台时代如何描摹“空间—技术—劳动/人”的多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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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将数字平台社会的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置于研究的核心。当前关于数字平台中介的劳动研究多集中在对不同群体平台劳动过程的描摹,本研究补全了时空维度的拼图,着力让“空间”概念的数字取向显现出来。

  批判理论视野下的媒介与空间研究如何建构有效的当代框架和理论工具箱,是促使我不断推进相关研究的主要动力。在这一思考过程中,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及其理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尝试将上述理论资源转化为解释当前城市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终端界面空间的多维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尝试桥接列斐伏尔三元辩证空间以及福柯的空间和微观权力理论,将其引入当前平台劳动研究中,重新建构一种批判视角的空间观念和空间讨论的理论逻辑。

  本研究拓宽了对平台劳动/过程的讨论维度。被合并在时间问题中的“空间”理应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为空间正在以多维的延展属性成为当代重要的生产与再生产要素。在数字平台与移动导航嵌合的劳动过程中,其所展开实践的空间是由数字化的平台空间、导航地图营造的二维数码空间和网约车及驾驶主体的身体共同构成的。在数字时代已然来临的当下,线上线下嵌套式的社会空间应成为空间理论的新进路。在时空秩序重组的进程中,网约车司机成为生存于平台搭建的“网”路里的人。

  文章虽然顺利刊发了,但我们对这一研究的思考并未停止。本文的写作符合“先有理论理想,后有经验对象”的路径,这一路径经常遭遇质疑和挑战。我们认为,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及研究目的决定了文风及材料处理路径。就本文而言,我们期待完成理论框架的搭建,为平台时代的空间研究提供新资源。另外,也有读者就巡游出租车司机与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异同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在劳动形式层面,巡游出租车司机与网约车司机看似都以城市巡游接单为主,但二者劳动过程中的控制性力量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巡游出租车司机受出租车公司这一实体企业的管理、控制,具备更清晰的职业身份认同、更强的组织性。二是巡游出租车司机的劳动实践往往被视为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将自己形容为“城市明信片”。从这一描述中也可以看到两类群体都在城市空间中劳动、实践,但无论从精神认同或行为秩序,均有不同。这也是本文选择网约车司机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之所在。

  我们想借手记说明,批判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能动性或新业态创造的解放机遇。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特别是以质性研究为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既可以聚焦平实、具体的描摹,也可以是以具体见宏观的理论建构。批判视角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深埋、交错的现实背后的总体性、结构性呈现出来,以期后续研究者和读者能够管中窥豹,建构起具体议题的社会关联性。

  本文仅将平台和导航仅作为背景(媒介化)力量加以使用,将其作为一种“先验”的存在。然而现实中,平台背后的企业资本力量、隐藏在热力图背后的充电设备的空间布局及新能源作为国家力量/社会基础设施在空间生产这一议题中如何阐释?如果将移动导航地图为代表的位置媒介作为媒介化社会的基础设施,不同身体条件(如各种残障人群)如何平等地被纳入当前的数字接入体系中?以上均是本研究已关涉,但却未能解锁的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新的研究能够继续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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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作为一位跨学科“青椒”,投稿给《社会学研究》需要勇气。在文章初稿完成后,我一度对文章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层次,属于什么学科范畴,感到迷茫。在与婧涵同学商量后,我们决定将文章投给《社会学研究》。无论文章是否有机会刊发,《社会学研究》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指导都是宝贵的收获。文章投递后,我们收获了非常宝贵、细致的审稿意见开云kaiyun。两位审稿人不仅提出问题,还给出了具体的修改指导,可谓是“手把手教改论文”。经过两轮修改,文章的面貌以及我们的学术思维、论述能力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更为感动的是,在两轮修改中,当我们对部分审稿意见提出疑问,采取“辩护”的方法来回应审稿意见时,审稿人和编辑老师选择了信任我们,这也使得文章最终保留了我们最初的研究思路和论证逻辑。这样美好的投稿经历不仅给予了“青椒”一篇顶刊,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们做好学问的信心。

  最后,感谢王婧涵同学,我相信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历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篇论文”。无论未来婧涵是否重回科研工作,调研、整理材料、理论思考和多轮的修改都有助于提升她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深深地感谢那些愿意和我们聊天、穿梭于出发—抵达之间的“网‘路’里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实践,数字时代的新型城市空间以及我们当下的城市公共生活才得以被“织造”、被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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